面临贸易摩擦考验的亚洲和不断变革的亚洲开发银行——写在亚行成立52周年之际

文 | 杨晓奇，央行观察特约作者，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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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临贸易摩擦考验的亚洲

亚洲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持续上升，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持续上升。2017年亚洲经济总体发展平稳，GDP总量为29.2亿美元，较1970年的2.57万亿美元增长了11.4倍。亚洲GDP占世界GDP之比为36%，较1970年的17%增加了19个百分点。

图1：亚洲GDP及其占世界GDP之比

数据来源：Wind

但是，亚洲经济发展中仍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问题未根本解决、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根据亚行研究报告，亚太地区1/3人口生活标准低于每天3.2美元，世界前10大高风险自然灾害国家，有7个来自亚太地区，分别是孟加拉国、柬埔寨、菲律宾、所罗门群岛、东帝汶、汤加、瓦努阿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在7%-14%之间成为老龄化国家，若该比率超过14%就称为老龄国家。预计2050年亚洲老龄化率将由2016年的8%上升到18%，由老龄化状态进入老龄状态。

图2：世界主要国家劳动力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Wind，渣打银行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要求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中美产业结构由互补到竞争，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中国老龄化速度较高，2029年劳动力占比低于印度，2047年劳动力占比低于美国。随着劳动力供给出现转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口结构逐渐趋于老年型，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和总量下降，中国处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迫切需要从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进行调整。

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到2035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的中等水平，全面实现工业化。到2049年，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中美产业结构由过去的互补到竞争，再加上一带一路战略、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不是贸易问题，因为贸易结构是由生产结构决定的，如果美国产业结构不调整，不是和中国产生贸易逆差，也会和其他国家产生贸易逆差。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未来中美产业结构的竞争和长期以来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差异。

图3：世界主要国家经济依赖外需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当前亚洲经济的最大隐患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导致的跨国生产链失序。2017美国进口中国货物5170亿美元，中国进口美国货物1300亿美元。另外，中国经济更依赖外需，占比达19%，美国外需占GDP之比仅为9%。因此，贸易摩擦中中国更被动，而且受到冲击更大。根据亚行研究分析测算，目前中美贸易冲突拉低中国、美国GDP增长0.48%、0.12%。如冲突继续升级，中美其他所有领域都增收25%关税，将拉低中国、美国GDP增长1.03%、0.20%。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之间长期、全方位摩擦的开端。

首先，贸易摩擦不是特朗普的个人决策，而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即使近期美国中期选举有变，当前贸易战的形势也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次，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将是长期的。目前中国贸易出口不减反升，主要是由于美国采购方受贸易摩擦预期影响，在未找到替代方或替代方价格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提前采购，但明后年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出来。

最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如果美国厂家从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中国和美国在贸易领域可谈的空间更少，美国势必将在其他领域对我国制裁，如前期赴美留学签证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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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行：区域性政府间开发性金融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成立于1966年11月24日，迄今已走过52周年。在这52年里，亚洲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持续上升，城镇化快速发展，贫困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但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化、气候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成为当前亚洲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为应对亚太地区的新变化新挑战，亚行也在进行自身的变革，除继续推动消除极端贫困外，将其远景目标拓展为 “实现繁荣、包容、有适应力和可持续的亚太地区”。

亚行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政府间金融开发机构，旨在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法中成员消除贫困，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亚行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上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亚洲第二大经济体，马尼拉号称 “亚洲纽约”。东京和马尼拉是亚行总部两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最终马尼拉以一票微弱优势胜出的主要原因可能一方面菲律宾长期受美国殖民，英语是其官方原因，工作语言环境比较有利。另一方面可能是美国对日本既支持又制衡的微妙关系，亚行行长和总部不能都由日本控制，既然行长定了由日本人担任，总部选址就只能选在日本以外。

亚行由日美主导。现有67个成员，其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19个来自其他地区，中国于1986年3月加入亚行。日本和美国投票权并列第一（12.78%），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居第三位（5.45%）。亚行理事会是亚行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财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组成，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接纳新成员、选举董事和行长、修改章程等重大事宜。董事会有12个董事，8个来自亚太地区，4个来自其他地区。其中中国、美国、日本有固定1个席位。高管层目前是1正6副，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张文才副行长是继金立群、赵晓宇之后的中国连续担任的第三位副行长。业务局27个，全球办事机构29个，员工超过3000名。

截至2017年末，亚行累计融资支持亚太地区44个国家。2017年亚行年度业务总额达322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26％。其中签署的赠款和投资协议201亿美元，联合融资119亿美元和技术援助2.01亿美元。从业务性质看，集中于主权业务。主权、非主权业务分别达239.8亿美元、82.2亿美元，占比分别为74%、26%。2017年签署的赠款和投资协议中，从产品类型看，集中于贷款。贷款、赠款、担保、股权投资分别为18.7亿美元、0.6亿美元、0.5亿美元、0.3亿美元，占比分别为93%、3%、2%、2%；从区域分布看，集中于中西亚、东南亚地区。中西亚、东南亚地区业务分别达5.72亿美元、4.04亿美元，占比分别为28%、20%；从行业分布看，集中于能源、交通领域。能源、交通业务分别达6.26亿美元、5.39亿美元，占比分别为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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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变革的亚洲开发银行

为响应亚太地区不断变化的需求，亚行在对《2020战略》中期评估和亚太地区未来发展分析基础上，提出新的长期战略框架《2030战略》。除继续推动消除极端贫困外，将其远景目标拓展为“实现繁荣、包容、有适应力和可持续的亚太地区”。

亚行《2030战略》核心业务领域增至7个。基建特别是可持续绿色投资仍是重中之重，同时扩大社会保障领域发展。

一是解决剩余贫困并减少不平等。包括对促进创造高质量就业、加强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项目的支持。

二是加快推进性别平等。帮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性别平等进展。

三是增强对气候和灾害的适应恢复能力，提高环境可持续性，协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空气和水质。

四是增加城市宜居性。为城市健康、城市流动性和绿色出行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五是推动农村发展和粮食安全。加强市场互联互通和农业产业链发展，重点关注农村道路、市场基础设施和物流中心建设。

六是促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重点关注区域连通性、金融合作，推动大湄公河等次区域合作平台发挥更大作用。

七是加强治理和机构能力，推动公共管理和金融稳定。在地区差异化支持方面，强化对重点国别跨行业跨部门综合项目支持，因地制宜满足不同地区多样化需求，重点支持体制发展和政府重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以及有针对性的社会援助。

亚行制定了明确的2030年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至少75%的经营业务用于进一步改善各国的男女平等；到2024年，亚行的非主权贷款业务占比将达到三分之一；到2030年，亚行至少75%的经营业务用于促进缓解气候变化，从2019-2030年，亚行自身投入到缓解气候变化的贷款将达到800亿美元；到2030年，长期的联合融资资金更加合理地匹配亚行在非主权贷款业务的贷款投放。力争到2030年，每1美元的私营部门业务融资对应2.50美元联合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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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中资金融机构与亚行合作建议

一是加强与亚行合作开展联合融资业务，共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亚行认为2016年至2030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支出需求巨大，总额超过26万亿美元，每年超过1.7万亿美元。亚行将继续作为金融投融资合作平台，充分调动各类金融资源，力争到2030年联合融资实现大幅增长。建议中资金融机构围绕中国经济外交战略，与亚行开展联合融资业务，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加强与亚行合作构建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走出去”能力。加强环境意识、遵守国际准则对企业“走出去”和提供融资支持的金融机构“国际化”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个别“走出去”企业不重视当地环境保护导致项目停建，给企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同时也严重影响提供融资支持的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声誉。在国际社会持续推高“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中资金融机构加强环境和社会责任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亚行构建了社会和环境风险管理体系标准，正在积极推进亚太地区金融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示范与能力建设，建议中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提升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

三是加强与亚行合作开展人员培训和信息交流，提升项目管理国际化水平。作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亚行积累了大量的国际项目开发经验，在环评、担保形式和国际招标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和流程，对中资金融机构开展国际业务项目具有很好的借鉴参考价值。建议中资金融机构加强与亚行构建多层次沟通交流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共享项目信息，进一步提升中资金融机构项目管理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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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由曦

畅销书作家，著作《蚂蚁金服：科技金融独角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金融互联网分会暨中国网络金融联盟专家

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付学军

畅销书作家，著作《教你炒股票之缠论新解》（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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